那座寂静幽深的大山,远离人间烟火。七十五公里外的绥城,正沉浸在过年的喜庆气氛中。大年初二,韩涛一家三口去丈母娘家。从进屋他就站在阳台上抱臂远望,满脑子全是与“红丝巾案”相关的事,根本没心思过年。他对案件陷入僵局不甘心,思来想去,决定再去一趟榆树屯。已经掌握的线索显示,“红丝巾案”的第三位死者钱桂芝,多年来依靠不同的男人生活。但是线索就断在无从查找那些男人上,目前既没人能提供他们的信息,也没人知道钱桂芝回村前居住在哪个城市。韩涛查过她一年前是否在铁路或公路有过购票记录,结果是没有。像绥城这种五线小城市,半路上客车的现象司空见惯,所以这条线索也断了。今天韩涛前往榆树屯,纯属想去碰碰运气。他不甘心侦破大案然后晋升的机会,就这么白白溜走。车开进榆树屯,到处是张灯结彩的喜庆气氛。韩涛直奔村长家,一进门,满屋子人闹哄哄地说笑着。有人在嗑瓜子拉家常,有人在打麻将。韩涛简单对村长简单说了句拜年话,直接问:“咱屯子这几天有没有外地务工人员回来过年?上回我让你帮着打听一下,出去打工的人有没有在外头碰见过钱桂芝的,你帮我问没?”村长压根就没问,正不知道怎么敷衍过去,一位五十多岁的老嫂子从炕头站起来:“哎呦,警察同志,这事儿你问我呀,去年刚开春我在冰城碰见过她。”韩涛心头倏地一亮:“那咱找个地方详细说说。”他和这位姓张的大嫂来到村长家西屋,并仔细询问了关于钱桂芝在冰城的事。据张大嫂说,钱桂芝名义上和她一样,是在冰城当保姆,实际早就和男雇主睡在一张床上了。钱桂芝向她炫耀,雇主孙老师家住冰城翠湖天地小区,可不是一般人。掌握这些信息,韩涛马不停蹄开车前往冰城。但是,在见到孙老师之后,他的心一下凉了半截。这位姓孙的退休教师,年近八十,走路颤颤巍巍,还有轻度老年痴呆。一是不具备作案能力,二是没有杀害钱桂芝的动机。而且,韩涛向他询问钱桂芝其他社会关系时,老头总是答非所问,无法提供有价值的线索。从冰城开车往回走时,韩涛感受着又一次挫败。这一次,“红丝巾案”对他来说,几乎是陷入了死局。他明白,警察不是万能的,有很多案子由于各种不可抗的因素无法侦破。这是无可奈何的事情,但是他就是无法摆脱那种心有不甘的纠缠。转眼到了大年初六,对于需要为工作继续奋斗的人来说,年就算过完了。韩涛满心疲惫地回队里,发现大办公室的气氛沉重压抑,完全没有过年的喜气。大家没精打采对他草草打个招呼,显然都在为“红丝巾连环杀人案”陷入僵局愁眉不展。韩涛走到办公桌前坐下,薛砚过来,站在他旁边烦躁地抓了抓头发:“韩队,你有什么新思路吗?”“目前是没什么新思路了。”韩涛泄气地摇头,“别急,有些案子好几年才侦破,咱们还是相信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吧。”就在这时,女接警员小裴推门跑进来,直奔位于最里面的林队办公室。片刻之后,林浩和小裴一起出来。他面色有些焦虑地说:“各位,有新警情,接到群众报案,江边一名年轻女性落水之后失踪,救援队已经就位,正在组织沿江搜救,咱们的人得赶紧过去。”“我带薛砚去吧。”韩涛抓起车钥匙,拔腿就往外走,薛砚赶紧跟上。警笛声划破冬日街道上的安静,他们风驰电掣赶往江边案发现场。江边寒风漫卷,侵骨的冷直往人身上扑。韩涛先下车往岸边的警戒线走去,薛砚提着勘验箱跟在他身后,冻得直打哆嗦。救援队的人已经基本准备就绪,正要开始进行搜救打捞。韩涛向辖区派出所民警询问一些基本情况,边听边环顾四周,觉得这案子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蹊跷。突然间,他的目光被江岸上游一抹隐约的红色吸引住。那是个塑料袋?还是过年期间有人在那里放过鞭炮?一阵异样的感觉迎面扑来,韩涛对民警竖起手掌,示意他先暂停。“薛砚,跟我过去看看。”他大步流星朝那隐约的红色跑去。两人跑到近前,同时猛地停住,震惊地对视一眼。“这……怎么又出现了红丝巾?”薛砚瞪大了眼睛,难以置信地看着静静横陈的红丝巾。韩涛蹲下,迅速打开勘验箱,戴上乳胶手套,开始标记拍照。一切记录现场的步骤完成,他慢慢拎起红丝巾。不需要仔细分辨,一眼便可以看出这红丝巾和前三起案件的红丝巾如出一辙。他像当初陈文明那样,将红丝巾托在两只手上尽量展平,由上往下细看。这一次,红丝巾上没有写死者的名字,而是写着一行黑字:曾经你以为的坚不可摧,有朝一日必将化为乌有。韩涛的眉头皱得更紧了:“凶手到底是谁?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?想要表达什么?”薛砚不屑地怒极反笑:“凶手是谁我不知道,但绝对是个狂徒,总有一天我要会会他!”韩涛看他一眼,没说话。这种少年意气的话,二十年前他也会说。但是现在已经不会了,他把红丝巾叠好收进证物袋,带着薛砚紧急赶回局里。韩涛在路上边开车边捋出思路,既然目前一切都无从判断,那就先落水失踪女死者的身份作为切入点。红丝巾出现在她落水的岸边绝非偶然。即便暂时没有证据证明,她和红丝巾有直接关系,但是韩涛已经在心里将她拟定为连环杀人案的第四位受害者。虽然案情更加扑朔迷离了,但是新线索的出现或许能成为突破口。回到队里,韩涛把本周之内报到刑警队的失踪人口记录调取出来。以绥城的规模,失踪案并不多,赶在过年的时候,本周内的失踪报案更是没几个。午休时间,刑侦一队大办公室里空荡荡的。薛砚去技侦科给老陆送第四条证物红丝巾,韩涛一个人在办公桌前看失踪报案记录。本周共四起失踪报案。第一起是一个六岁女童走失,已经找到了。第二起是一位老年痴呆患者,被环卫工人打120送医,目前家属已到医院。这两起失踪报案是同一天,第三起是一个初中生和父母闹矛盾离家出走,结果是去了临市的奶奶家。最后一起,是今天上午十点半刚接到的报案。失踪的是一位聋哑人,姓名林琳,女,32岁,报案家属是她的二姨。上午十点半,韩涛带薛砚正在赶往江边案发现场的路上。此时细想,他有一种别人在暗中下套,他蒙着眼睛往里钻的感觉。这个叫林琳的聋哑人,年龄和报案时间与今天江边落水失踪的年轻女性都对得上。韩涛给辖区派出所打了一个电话,调取林琳的户籍信息。大约五分钟之后,有一个重磅信息在激起他身为刑警的警觉性。电话那端的派出所户籍女民警,语调轻缓地读出电脑屏幕上显示出的信息:“父亲……是叫林振海,韩副队,这个林惊海的状态显示是在逃啊。”韩涛不由握紧听筒:“嗯,知道了,谢谢。”他挂断电话,一种前所未有的强烈直觉将他团团围住。这直觉让他既兴奋又紧张。他感觉聋哑人林琳,或许就是“红丝巾连环杀人案”的第四位受害者。韩涛在电脑上输入林振海的名字,很快查出了此人的详细信息。林振海,外号“鬼叔”,是二十年前绥城儿童拐卖案的头目,一直没有归案。